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 岳
生命时报驻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特约记者李 莹姚 蒙青 木伍铎克本报记者 任琳贤
近日，被称为“长命百岁法”的《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条例》）非常关注。其中，强制休假制度、健康体检纳入医保支付、18周岁以上居民定期测量血压等提法在全国来说都是首创。据介绍，该《条例》参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借鉴了日、法、德、英等发达国家的健康立法经验。专家这样认为，法律条规让健康保障有据可依，是促进健康的必要条件之一，发达国家比我国更早开始健康立法探索，其立法侧重和落实措施有不少可以让我们学习。
日本健康立法具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二战后初期，国民主要诉求是吃饱饭，于是日本政府在1952年推出《营养改善法》，主要内容就是如何确保民众的食物来源、保证中小学生加餐质量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启“饱食时代”，各国美食都能在日本买到，尤其是汉堡、炸鸡等西方食物成了日本人的主食之一，这导致日本“三高”人群骤增，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严重，预防生活小习惯病成了迫切需求。2003年，《健康增进法》应运而生，该法直接取代了《营养改善法》的地位，主要是针对“生活小习惯病”的各领域，从吸烟、运动不足、饮酒、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等方面制定了详细规定。
政府还针对国民迫切地需要解决的健康问题补充了诸多条例。如著名的“腰围规定”，从各企业到社区、个人，管理腰围已是“硬性任务”之一。在控烟方面，日本也一再从严从细修订，公共场所已全面禁烟，二手烟控制也相当严格。
颁布《健康增进法》的同时，日本政府开展了一场名为“健康日本21世纪”的运动，进一步在营养饮食、身体运动、睡眠和精神健康、控烟、控酒、护牙、预防糖尿病、预防消化系统疾病、预防癌症九个领域，推动生活习惯改善，减盐运动、三餐增加蔬菜比重、步行上下班等各种名目的健康运动在全国此起彼伏。在健康运动推动下，日本人的饮酒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人们很少直接将酒喝下去，而是兑上矿泉水、苏打水、果汁等之后再饮用，稀释酒精浓度的同时，也降低了酒精摄取量。
法国医保体系被认为是欧美发达国家中最为完善的，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居民全面免费体检。《法国社会保险法》第321条第3款规定，社保投保人拥有免费体检的权利。具体而言，体检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人们主动向社会保险局提出要求，二是社保局用抽样方式来选择居民进行体检。
法国各大城市均设有免费体检中心。体检是个人权利，也是义务。记者生活在法国，加入社保后不久就收到了体检信件，此后每过5年都会收到体检通知，必须按约定时间参加。社保局表示，体检数据记录在体检中心数据库中，均为保密，受法国医疗保密法保护。
法国免费医疗体检体系还包括很多形式，如劳工保险局规定企业必须让其受薪人员定期接受劳工体检；对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劳工保险局会派流动医疗检查车到企业现场对受薪人员进行体检。法国还针对某一年龄层、某一疾病进行免费体检，如对50岁以上人群进行结直肠癌普检、对45岁以上妇女进行乳腺癌普检等。
法国流行病学专家认为，保证一国居民的身体健康，就需要这样严密的免费体检体系，保证人们不分贫富、不分区域、不分性别地获得自己的第一手健康资料，保证人们有病早治、无病防病，也保证国家医疗政策符合健康状况趋势的切实需要。正是这些数据，使人们注意到酗酒、吸烟与许多疾病相关，从而采取对烟酒加重税赋、制定法律限制烟酒消费等措施。也正是数据显示的趋势，使当局加强了乳腺癌、结直肠癌等癌症免费筛查，大大提高了治愈率。
德国最重视饮食健康监管，相关立法及条例多达200余个。早在1879年，德国就制定了《食品法》，目前该法所列条款有几十万个。此外还有《食品和饲料法典》《添加剂许可法规》《食品可追溯条例》等。可以说，德国的健康饮食法规贯穿“农田到饭桌”。
德国针对每类食品都有细致的规定，如《鱼卫生条例》《奶管理条例》《蛋管理条例》《纯净度标准》等。像2019年实施的《国家加工食品中糖、脂肪和盐减少和创新战略》中，就对食品行业减少加工食品中糖、脂肪和盐含量进行了规范。此外，德国还实施欧盟法律，如《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通用食品法》等，国际通用的食品安全法规和质量标准体系等也被纳入其法律体系中。
德国还开展“国民健康饮食推广规划”，调动各方力量，让法规深入人心。例如，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设立了食品网站，宣传“饮食营养金字塔”，民众可上网学习各种健康饮食知识，甚至查阅一周健康菜单。全国各地开设1万多个社区健康教育点，由饮食健康宣传员上门给家庭讲解健康饮食习惯及法规。所有中小学都在建设“公共厨房”，教孩子怎么做健康餐，从小养成健康饮食观念，这是法规中明确规定学校应履行的义务。各大电视台也都留出10%的时间给健康节目，且在黄金时段播出；少儿节目中则严禁插播食品广告，防止孩子爱上“垃圾食品”。各地政府还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健康饮食日活动，如周五定为“吃鱼日”，周日则是“喝汤日”，鼓励民众改善饮食结构。
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健康立法一直重视职业安全和健康。1974年，英国颁布《职业安全健康法》，首次确立“谁赚钱谁负责”的原则，采用预防性执法警告。该方法改变了传统法律原本只下达指令性规定、惩罚违规者的操作，而是设定广义目标，在产生危险前就要将其消除。企业若不主动落实法规，会面临很重的处罚；若不主动提高安全质量，达到更高标准，在市场上也会失去竞争力、信誉度等。
英国还是职业健康记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小到自我报告的轻度身体不适，大到诊断确认的典型职业病，共建立七大记录系统：劳动力调查、职业病报告网络、全科医师的职业病自愿报告计划、工伤致残救济计划、工人铅中毒监控计划、作业场所职业安全健康调查健康工作及健康生活调查等。完善的调研依靠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进行，目前，英国已有1000多个行业协会，包括环境健康特许协会、教师职业医学协会等，他们负责对各行业职工健康问题追踪调查，保证从业者健康现象一直有据可寻。
此外，英国当局联合协会、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立法和政策研究、咨询和统计等。以统计工作为例，英国职业安全健康执行局组织实施的职业病报告网络和全科医师的职业病自愿报告计划，均交由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职业与环境卫生中心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和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卫教授都认为，近年来我国健康立法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因为健康立法是保障健康的第一步。如今，深圳市率先出台地方性条例，值得称赞和各地学习。发达国家经验显示，立法聚焦在某一类重点问题，会更利于推行和落实，面面俱到的法律反而实行起来要解决的问题更多，真正落实的难度会在无形中加大，立法收益也大打折扣。具体来说，我国健康立法当前该侧重以下几点：
疾病预防。王岳说，无论从世界卫生组织保健目标，还是发达国家健康立法经验出发，都体现出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预防为中心的趋势，这也是我国健康行动计划的中心思想。当前，控烟问题、视力下降问题、高糖饮食问题（尤其是甜饮料等）、运动不足及不当问题等都迫切地需要提升到国家立法层面。例如，北京、上海等地已有相关控烟条例，我们该逐步提升到全国行政法规层面，进行规范落实。
平衡经济与健康的矛盾。俞卫表示，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相辅相成。我们国家的经济快速的提升同时，与之相关的环境卫生、食品安全、职工健康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领域应成为当前健康立法的侧重点，使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很多健康问题直指经济领域，立法是关键的平衡措施。”王岳说，《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六条规定：“各级政府应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公民主要健康指标改善情况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这说明“唯GDP”发展时代已过去，但要把健康政策真正融入地方发展，还需拿出勇气去执法，例如限制烟草、槟榔等行业。
提升法规执行力。王岳表示，我国健康法规仍缺乏创新和“牙齿”，要把“牙齿”交到人民“嘴里”。目前法规普遍靠执法部门监督执行，困难重重，有的力度也跟不上。如果像发达国家一样，将责任划分到企业、个人身上，效果会大不一样。打个比方，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复原乳”（勾兑乳品）需在包装上标注，但很多企业都不执行，逼的别的企业只好在包装上标注自己的产品是“非复原奶”。如果出一条“企业若未按要求标注，消费者禁止消费”的法规，企业直面市场压力时，法规落实就更容易。俞卫表示，立法只是第一步，落实是更为关键的步骤，只有将法规内容、责任主体、惩戒力度等细化，才能切实提高执行力。
配套“助推”是温柔的强制。王岳说，“Nudge”（助推）是当前促进健康的重要理念。即通过政策、机构、企业、媒体等各方力量，与立法体系相互促进，使人人参与健康促进，实现全民健康。例如，控盐除了立法监督外，还可结合人性化的措施，如山东省为控盐给每个家庭发放控盐勺等。
